2002年4月2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即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就中国的就业、失业和社会保障进行全面说明；9月12-13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六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之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两天以后，《洛杉矶时报》记者ching-ching ni从大庆油田工人的抗议活动中获得灵感，于5月2日发表文章，把中国的失业问题形容为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ni，2002）[1]但是，人们能够想到的却只是，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下岗问题。

　　可是当2003年2月16日新华网播发“毕业即失业”这样的新闻、主要媒体把目光聚焦在2003年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人们好像幡然醒悟：中国的就业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发生在再就业领域，失业人口似乎在“年轻化”，并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20多年前，毕业即失业曾经被宣讲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写照，今天却出现在了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看起来这像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剧，但摆在面前的事实的确让人们感觉到，也许《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不是在耸人听闻，失业问题可能会真的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使人们联想到此前有学者用扎人眼球的标题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认为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埋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王绍光等，2002）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真的这么严重？果真如此的话，爆发点又在哪里呢？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失业人口总量、结构及其变化的分析讨论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可能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稳定机制的影响。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将从数量角度对中国存在的就业压力进行总体判断；在这个基础上，第二部分将分析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第三部分讨论不同社会特征失业人口的社会需求及其对社会稳定机制的可能影响。

　　一、中国的失业人口压力有多大？

　　判断中国因为失业问题给社会所带来的压力，我们需要掌握两组数据，第一，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业？第二，他们到底是那些人？

　　对中国失业人口总量的估计，我们需要考虑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和失业人口，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新增就业人口。

　　就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和失业人口而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汇集数据。基本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数”。1992年登记失业人口393.9万人，失业率为2.3%；1995年519.6万人，2.9%；1998年571万，3.1%；2001年，681万，3.6%.[2]

　　仅2001年而言，对于具有23940万（国家统计局，2002）就业人口的中国城镇地区而言，近700万人的失业似乎并不是一件大事，不足以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

　　的确，在城镇社会中，登记的失业人员只是失业问题的小部分，绝大部分的失业人口并没有登记，这部分人口中包括了因效益不高导致的下岗人口和因破产倒闭产生的失业人口。1997年我们曾经根据1995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经验估计，对国有企业的冗员和下岗职工的总量做过一个估算。1995年国有企业职工总人数为11261万人，按照20-30%的富余量计算，在未来的3-5年内，下岗人员的总数可能达到2250-3380万人，这还不包括由于企业破产和倒闭导致的失业人口数。（qiu and zheng ，1998：231）根据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据，1998-2001年，国有企业职工累计下岗的人口达到了2550万人，基本上在我们估计的范围之内。（国务院新闻办，2002）

　　进一步判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们发现城镇各类所有制就业人口的加总数与城镇就业人口的小计并不相等，而且差距很大。2001年，分所有制加总的年底就业人口数为14781万人，而小计栏中的数字为23940万人，两者的差值为9159万人，占小计的38%.对此，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1990年及以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员总计、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小计资料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调整，因此分地区、分类型、分行业的资料相加不等于总计”。换句话说，到底有多少人就业和失业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由此，尽管中国就业状况白皮书说在2550下岗人员中有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我们仍然有理由把登记失业的人口和下岗的人口直接加起来，因为相对于9159万说不清是否就业的人口而言，3300万仍然只是一个小数。

　　失业人口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2001年底劳动力的总数约4.91亿人，耕地总面积为19.5亿亩。根据曹幸穗（1996）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农村，每个农户经营15亩土地才可以勉强维生，当时的户均人口为5人，一般的家庭结构为一对夫妇加三个孩子。换句话说，一个劳动力大约耕种8亩土地才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有鉴于此，如果以每个劳动力10亩计，则农村现有的耕地只能容纳1.9亿劳动力，余下的3亿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扣除大约有1.3亿左右在农村工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实际剩余的劳动力大约为1.7亿。（邱泽奇，2002：159）[3]

　　这个数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根据harris-todaro （1970）模型，尽管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可以保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需求，但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10亩地的收入，即使城市已经存在失业状况，农村劳动力仍然会向城市流动。

　　除此以外，新增劳动力是中国失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高峰，一个1982年，另一个是1987年。其中，城乡的峰值阶段有所不同，且两者之间的峰值在时间轴上接续出现。总体而言，如果以16岁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那么1998年以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将会持续增长，并会一直延续到2010年左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0；赵晓，2002）。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趋势，1991-1998年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一直保持在785-928万之间，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总量将在1000万左右。

　　简而言之，三支大军所汇集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总量大约为21300万人左右，是现在劳动力总量（74432万）的28.6%.所有这些粗略的计算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包括：产业自然结构的变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各产业的影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等。

　　那么，中国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呢？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创在了17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镇的就业需求出现了让人担忧的现象。不仅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不断走低，1998年为50%，2001年降至30%，2002年则降至20%以下；（黄平，2003）[5]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也不断下滑，1992-1998年，城镇每年新增的从业人员在264-722万之间，大多数时间在400万人左右，而同期每年的新增劳动人口在80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最多只有70%的新增劳动力能够找到工作。进入21世纪以后，高学历人员的失业率开始不断上升，到2001年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降为82.75%；一般院校的初次就业率迅速下降为68.2%；高等专科学校的初次就业率为41.23%，不到一半。[6]总体上看，至少有30%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7]

　　根据有关研究，在未来的时间里，假定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每年可以提供的劳动岗位为800万个左右，即使加上自然减员所腾出的岗位，如果考虑已经积累的2亿左右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那么，下岗和失业、新增劳动力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三股力量的合流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不仅现在，在未来10-15年左右的时间里，失业人口压力将始终将是一个让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问题。

　　二、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

　　如此数量的失业人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定时炸弹吗？他们会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机制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和他的社会特征和社会需求相联系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特征？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用什么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需求？然后才可以探讨失业人口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的稳定具有怎样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失业人口对社会稳定机制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回答它前面的三个问题。

　　对于中国失业人口的社会特征，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表述，仅有的专门调查基本上都是针对下岗职工的。如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技术指导中心曾经于1999年5月组织过一次对下岗职工的调查，调查以后所得到的结论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特征可以表述为两高三低：年龄高、女职工比例高、文化程度低、技能低、竞争能力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1999）。另有一项更早一些在全国55个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下岗职工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45.5%，高中到职高的占35.8%，年龄在36-50%之间的占46.0%（顾昕，1998）。对于整个失业人员群体的社会特征，我们无从知道。

　　幸运的是，刚刚出版的2000年11月1日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长表汇总数据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的，[8]根据对长表中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失业人员的社会特征与下岗人员的社会特征大相径庭。在整体层次上，失业人口的年龄偏低，文化程度不低，性别比相若。

　　从年龄结构来看，长表[9]提供了15岁及以上“全国分年龄、性别经济活动人口”数据，[10]包括以1岁为间隔的经济活动总人口、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在剔除了60岁及以上人口以后，我们重新计算了各年龄组在经济活动总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中的比例。结果表明：在经济活动总人口中，15-49岁是主体，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86.1%.其中，比例最高的年龄段为30-34岁，占15.3%；其次为25-30岁和35-39岁年龄段，占13.5%左右；接下来为15-19岁年龄段，占12.1%；其余年龄段均占10%略强。

　　如果把这个结果放在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的背景下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构是可信的。14-19岁年龄段的比例之所以高出其他三个年龄段，[11]是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15岁左右是初中毕业的年龄。由于教育条件的约束和家庭经济状况的约束，使得超过60%的农村青年在完成了初中教育以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邱泽奇，2002：127）如果能够考上高中，就再有3-5年的学习，20岁左右就是高中毕业的年龄。由于城镇初中升入高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邱泽奇，2002：127）这样城镇高中毕业生直接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就会大大增加，加上每年100-500万左右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大大提高了20-24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

　　对就业人口的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20-49岁年龄段是就业人口的主体，占就业总人口的80.6%.其中，30-34岁占17.1%，25-29岁和35-39岁年龄段分别占15.0%，其他三个年龄段都在11%左右。[12]

　　在失业人口中，非常引人注意的是，不同年龄段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重随年龄段的增大而不断下降。15-19岁占22.2%，20-24岁占20.5%，25-29岁占14.5%，30-34岁占12.3%，35-39岁占11.6%.4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比例均在9.1%以下。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集中发生在15-24岁年龄段，下岗人口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反而很小。35-44岁（10岁间隔）的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仅仅相当于20-24岁（5岁间隔）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很显然，这是一个与实际观察相符的结论，现实地描绘了中国失业人口的年龄分布。

　　那么，这些人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呢？从长表资料[13]中，我们发现，一半以上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占50.7%；接下来是高中，占27.9%；再接着是小学，占%9.2%.此外，我们还发现，大专和中专生的比例之和达到了10.8%，余下的比例都不足1%.很显然，这个分布证实了我们在失业人口年龄分析中的判断，即低年龄段的初中毕业生是失业人口的主流群体。

　　那么这些人到底曾经做过什么呢？从同一份长表中，我们分离了失业人口失业前的职业分布。经过汇总的数据表明，原“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是失业人口得主体，占56%；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26.7%；接下来是专业技术人员，占8.0%；再后依次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3%）、“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0.5%）。当把受教育程度和失业前的职业交叉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失业者中占据主要比例的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14].

　　这个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我们前面的结论。从前面失业人口年龄分布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15-19岁的初中毕业生主要来源于农村。农村的年轻人从学校出来以后，并不是直接加入当地的农业生产。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无地可种。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尝试着外出打工，而且打工所从事的绝大多数都是体力活（如建筑、运输、搬运等）和操作活（如劳动密集型的各类工厂工作，当然也包括了商业和服务业）。同样，在城镇，初中毕业生如果不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也只能从事类似的工作。即使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如职业高中，大多数也只能从事非技术性性的职业如商业和服务业的工作。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三季度对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16-34岁的求职者已经占据了求职总人数的70%，其中16-24岁和25-34岁约各占一半的比例。这些求职者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占全部求职者的45.9%.而在所有这些求职者中，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58.4%.换句话说，在主要城市求职群体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失业人员，而不是文化程度为初中的中年下岗人员。（莫荣，2003）

　　综合城乡、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资料，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在中国，失业人员的主体是文化程度为初高中、年龄15-24岁的年轻人[15]，如果他们曾经工作过，也只是从事过一些体力劳动或简单操作劳动。其次才是下岗职工、城镇和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

　　三、失业人口的行为取向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了解了失业人口的基本社会特征，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同类型的失业人口到底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会表现怎样的行为取向？不同行为取向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根据失业人口的基本社会特征和他们的社会需求，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青年失业群体；第二类是城镇青年失业群体；第三类是下岗职工群体。有人认为，农民依靠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出打工只是为了赚一些非农业收入，因此，农民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冗员具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不会对社会稳性形成负面的影响，有问题的是城镇失业和下岗的人员，他们的预期于改革的方向相悖，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赵晓，2002）实际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1.下岗职工的影响：余热效应

　　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失业人口的关注是由下岗职工引起的。就社会结构而言，下岗群体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的50-60年代，经历了群体斗争性极强的文化大革命，返城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没几年，就遇到了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了。现在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没有工作，吃什么？对这个群体而言，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的最关心的问题，而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有效解决途径，就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就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需求。

　　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也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东北下岗职工的状况在中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李培林，1998）。根据斯人（2003）等对辽宁四个城市下岗职工的调查，主体为30-49岁（占调查总体的92%）的群体把主要的收入花在了吃饭和子女教育方面，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在五类问题中，[16]选择“子女教育费用太重”的占40%；选择“有病看不起”的占25%所有。在问到对社会状况的评价时，80%的人认为社会公平状况很差；如果有人组织集体上访，1/3左右的人表示会参加，另有1/3左右的人表示会同情上访者，但不会参加上访。同时，绝大部分人认为过去5年中，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而且对未来的5年也不抱希望。

　　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002年10-11月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0人的调查结果（周江，2003）也显示，城市居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收益最少的三个群体是工人、农民和教师；目前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失业下岗和干部腐败。他们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是社会保障，接下来依次为下岗失业与就业、医疗制度改革、社会治安和反腐倡廉。而且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对社会保障和失业下岗的关注程度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对住房、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的关注程度也越高。

　　需要一份稳定工作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但国有企业的改革又偏偏让他们都下岗了，怎么办？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和成熟的群体，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困难。

　　还是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了。一家有近40年历史的国有针织企业被一家私营公司购并，300名原针织厂的工人要么成为下岗职工、要么被买断工龄并与企业脱离关系。所有的手续都符合法律程序，无论是下岗的还是被买断的原针织厂工人都在相关的法律文书上签字画押了。但是，在遇到生活问题或者预计到会出现生活危机的时候，这些工人还是会聚集起来集体上访或者制造社会事件。因为在工人们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了几十年，最后落到这个下场，他们不甘心，也没有其它任何办法来解决问题。上访和与政府讨价还价是他们可以想到的最直接的途径，也是下岗职工基本的行为取向。[17]

　　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冲突的数量逐年增加，其中绝大部分是下岗职工的聚众上访和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1993这类事件为8700多起，1994年10000多起，1997年则上升到15000多起，1998年飙升至25000多起，1999年32000多起。还需要注意的是，在1999年发生的冲突中，冲击党政机关的冲突比1998年上升了57%，占全年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6%.

　　不过调查资料同时也显示，这类冲突虽然组织性、重复性、连续性趋势在增强，但涉及的地区和行业比较集中，也没有发现向其它行业和地区扩散的趋势。1999年，在所有冲突中，吉林、辽宁这类冲突的数量占整个数量的40%，并且主要发生在石油、矿山、煤炭、森林工业、纺织等资源枯竭型产业和夕阳产业。从近10年的资料来看，类似的冲突基本上局限在（1）传统工业地区，尤其是资源型工业地区；（2）下岗工人与政府之间。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冲突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这些下岗职工有一个共识，认为他们还是国家的主人，即使是下岗了，而且下岗时也签订了协议，但是在他们看来，只要生活有困难，他们还是权利找政府，也只能找政府，而且政府也有义务来帮助他们解决，法律途径在他们的行为取向中没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下岗和买断工龄等本来应该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的纠纷，下岗职工们仍然寻求上访、闹事等途径的原因。

　　如果把上访闹事等现象放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失业状况的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行为基本上发生在文革中的一代身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在群体之间的扩散。因为我们观察到第一，在所有的下岗职工群体中，卷入这类冲突性事件的人口数量不大，在下岗职工群体中的比例也不大，没有形成横向联盟。第二，尽管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是年轻人，但在年轻人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人组织起来到政府部门上访或制造事件对社会秩序构成影响。由于这样的行为取向没有向下一代传递，类似的冲突事件也就不可能形成纵向的联盟。没有横向联盟行为形不成规模，没有向下传递的行为没有后代。由此可以认为，部分下岗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余热效应。余热效应的影响总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尽管在一定的情形下余热效应会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甚至会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但对于一方的社会稳定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了。总体而言，它只是计划经济时代部分工人的行为取向，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余热，可以发挥热量的时间也不会太长。随着这一代人的退出历史舞台，余热也就散尽了。

　　2.城镇失业青年的影响：游戏效应

　　如果说对于文革中的一代而言，工作是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子女，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工作的意义远没有那么严肃，这是因为对长表数据中“未工作人口的生活来源”的分析表明，[18]父母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15-19岁年龄段的未工作人口中，98.4%的生活来源与家庭；20-24岁的比例也有90.9%；甚至25-29岁的也有80.3%.

　　尽管至今为止我们没有获得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工作观念的权威调查数据，但是既有的一些资料已经足以支持我们的讨论。举例而言，互联网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七十年代人”的争论，《新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八十年代人”的调查，说得都是城镇和城市的年轻人。通过这些不太全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把生活当作游戏的新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