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对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第六次事业高峰进行较客观的描述，并借鉴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对这次失业高峰的特点、成因以及我国政府近年来所采取的反失业政策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就业优先，制度创新，宏观拉动，微观放松”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失业；失业率；就业弹性系数；失业回滞

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到“就业是民生之本”，这说明日益严峻中的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现在正面临着一次新失业高峰的挑战，失业问题解决的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问题的解决通常是建立在对其客观情况有所认识、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本文也试图由此入手探求解决现阶段失业问题的可行之策。

一、我国现阶段的失业现状及其特点分析

从建国到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五次失业高峰，分别是：建国初期（过渡时期）的第一次失业高峰，“大跃进”时期的第二次失业高峰，文革时期的第三次失业高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第四次失业高峰和“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第五次失业高峰。

回顾历史的同时我们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第六次城镇失业高峰已经出现，失业问题已成为制约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首要社会经济问题。这次失业高峰来势凶猛，反映在具体指标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从1996年的３６４万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５９５万，登记失业率从１９９６年的2.3% 上升到2000年的3.1%，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高峰。第二，城镇下岗人数迅速增加，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达到2700多万，虽然也有不少下岗职工先后走出再就业服务中心，但截至2002年底全国仍然存在1150多万的再就业需求。第三，隐性失业率极高。2002年国家统计局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采用较广的外延定义失业率（把隐性失业率包括在内），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3%，这表明弟六次失业高峰的后劲狠足。

（1）有的学者认为现阶段的失业问题仍然属于第五次失业高峰，笔者则认为现阶段的失业问题具有不同于前五次失业高峰的明显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高增长与事业率高增长并存，就业弹性开始下降。所谓就业弹性系数，是指由国民经济变动带来的就业量的变动占国民经济变动量的比例。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是0.32，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320万人就业。但到2002年我国的就业弹性已经下降到0.10。这种现象不同于传统的周期性失业。

第二，      失业率不断上升，再就业率不断下降，失业回滞开始出现。（2）失业回滞是指由于失业率长时间居高不下，自然失业率开始上升的现象。我国近几年来的失业率（实际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再就业率却逐年走低，从198年的50%降至2002年的15%。失业率上升与再就业率下降的共同作用导致就业弱势群体出现 。出于就业若是的劳动者由于长期失业或者频繁失业状态，最终形成“失去信心的劳动者”，使得自然失业率上升，进而成为解决我国事业问题的一大障碍。

第三，      失业与空位并存，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总量上明显共大于求，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技术型劳动力则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构性失业的存在造成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障碍，进而大大削弱了企业进一步吸收就业的能力。

第四，      知识型失业出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2003年。这一年全国高校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高学历的劳动力供给突然增加，原来基本均衡的供求关系被打破，由此引发了高学历低工资、高学历低就业等许多非正常现象，并且最终造成60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处于摩擦型失业状态。

    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失业问题，因具有上述特点而区别于前五次失业高峰。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分析本次失业高峰的成因，以便对症下药，找到解决它的有效方法。

    二、第六次失业高峰的成因分析

    回顾近现代的西方经济学说，我们发现其失业理论始终围绕四个领域展开讨论，即人口、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以下笔者也将从这四个方面入手，试图按旬第六次失业高峰的成因。

首先，劳动力供给量新苏扩大使第六次失业高峰出现的基础原因。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基本国情，200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达到8.7亿，每年新增数量不少于1000万。据经济学家斯诺预测到202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达到9.4亿。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近两年还将有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部分国有企业由于资源枯竭等问题不得不退出生产经营，同时导致400多万职工退出劳动岗位。估计到2005年国有企业将最终减员1500万。如此“开源节流”的劳动力供给对我国的就业造成的长期总量压力，成为第六次失业高峰的基础原因。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是本次失业高峰的直接原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指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表现在就业方面就是建立健全以劳动力价格（工资）调节机制的劳动力市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基本成型，市场失灵的问题开始出现。从市场主体角度看，改革的深化对国有、集体经济单位存量冗员挤出效应增强，就业强势主体的“职业搜寻”阶段延长，用人单位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二宁愿致富较高的“效率工资”也不愿雇佣价格较低的就业弱势群体。从市场的结构看，二元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两个市场由于劳动力素质不同，劳动力价格不同很难沟通，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明显。

再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型是新一轮事业问题的发展原因。用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转移理论考察我国现阶段多民经济，可以看到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下，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选择过多侧重城镇导致“三农问题”日益严重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正在由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过渡，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没有提高，导致原有的就业岗位不断减少，新的就业机会尚未出现。具体到三大产业部门，原来是就业主渠道的第一产业开始释放劳动力;第二产业有原来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买方市场”，企业的“关、停、并、转、破”是的下岗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第三产业，本应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渠道，但却因自身实力不强而“力不从心”。

另外，政府在部分经济政策安排上的偏差是第六次失业高峰产生的政策原因。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为实现经济“软着陆”而实行的“双紧”的宏观政策，在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之后带来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不景气，给解决失业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根据“飞利浦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反比关系）

在投资政策方面，由于受到传统体制惯性支持的“所有制偏好”的影响，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及联营经济等低就业增加型经济部门的投资占有率明显高于个体经济、股份制经济、港台投资经济等具有较高就业劳动力的经济部门。（3）学者胡鞍钢认为，产业经济的垄断政策，特别是“国有经济长期垄断服务部门不仅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还极大的阻碍了创造就业机会。”另外在教育政策上，仅仅单方面的实行大学扩招，只是将就业压力推迟，并没有彻底解决失业问题，从长期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三、解决现阶段失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第六次失业高峰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真对这些新问题，我们应该用新的思路和方法来加以解决，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应该是就业优先，制度创新，宏观拉动，微观放松。

所谓“就业优先”具体指在当前这一特定时期内，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发育，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于其它财政支出给予安排，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反通货膨胀的调控政策，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增加。

    制度创新方面主要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打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壁垒，进而建立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引导促进城乡间的劳动力交流；通过把促进就业与事业保障政策相结合，从资金、精神和服务三个方面对失业者提供支持，通过投入促进就业专项基金、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完善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培训体系，帮助其更新就业观念、树立就业信心、掌握实用技术、了解就业信息，尽快就业。

在宏观层面上，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拉动国内有效需求，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该继续调整经济结构，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以避免就业问题的周期性发作；同时应该是党调节劳动力供给，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层次的流入劳动力市场；应该加强国际范围内的经济贸易合作，扩大劳动力输出，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还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

在微观层面，以方面政府有必要积极行政加强企业管理，减少非正常下岗，并适当实行“劳动分享”制度；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放松对个体劳动者的创业管制，为民营、私营企业的发展扫除障碍提供条件；应该鼓励失业者的非正规就业，推行“上海模式”。